推文人 | 吴茂华  

原文信息：Persson P, Rossin-Slater M. Family Ruptures, Stress, and the Mental Health of the Next Generation[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8, 108(4-5): 1214–1252.

 

本文研究了家庭变故对母亲孕期应激的影响，进而影响到子女的心理健康。研究结果发现：1、母亲产前如果经历了亲属的死亡将会增加子女在儿童期间ADHD（注意缺陷多动障碍）药物的使用量，以及增加子女在成年期间对抗焦虑和抑郁症药物的使用量；2、怀孕期间的家庭变故会降低分娩结局的状况，增加围产期并发症的风险以及住院治疗的必要性。因此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预防家庭变故导致胎儿受到的母亲孕期应激效应，以及可能从经济诱发的压力(如失业)中可以获得巨大的福利效用；另外，结果可以说明，穷人承受更大的压力可能部分解释了贫困的代际持续性。

Hypotheses

 

经济类的文献有研究发现子宫内的营养不良可能会导致日后的精神和学习障碍。非经济类的文献有研究发现胎儿时期的多动症可能导致成年时期的抑郁症和自闭症；母亲在怀孕期间的皮质醇水平与孩子的心理健康有很强的相关性；如果胎儿期间经历过6天的阿以战争，30岁时患精神分裂症的可能性增加。更进一步研究母亲孕期应激对子女心理健康影响的文献非常有限。

 

虽然关于早期生活冲击对精神健康的影响的因果证据不足，但现有的证据表明，其可能在童年和成年时期都会对心理健康造成影响。本文的分析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注意力缺陷多动症、焦虑和抑郁。

 

Data

 

本文使用了来自瑞典的行政人口数据。从1973年到2011年在瑞典出生的儿童数据，他们在怀孕的40周或出生后的一年里经历了一个亲戚(而非母亲)的死亡，数据中包括关于死因和确切死亡日期的信息，也有关于母亲和父亲的教育程度、劳动收入和婚姻状况的信息。对于样本中的每一个孩子，都有确切的出生日期、出生体重、出生长度、头部周长、妊娠期的数据，以及出生时的各种诊断标准；也有与母亲怀孕和分娩相关的变量：怀孕期间吸烟、妊娠危险因素(糖尿病、肾病、癫痫、哮喘、高血压、泌尿系感染)、产前护理的第一个日期和产前检查的次数、剖腹产分娩、分娩时的任何并发症。为了追踪出生后和整个生命的健康结果，作者从住院记录和处方药物注册表中获得信息。住院记录从1964年到2012年，而处方药数据从2005年至2014年。每次购买处方药时，数据都包含有关药物名称、活性物质、平均水平的详细信息。

 

Empirical Methodology

 

作者的目标是研究产前经历家庭成员死亡产生的压力，导致孩子在出生时和以后的生活中身体和心理健康状况。失去亲人是一种创伤性事件，会给孕妇带来急性和直接的压力。为了确定产前暴露于家庭变故的影响，本文解决两个挑战：1.将子宫环境影响从产后其他环境的影响中分离出来，以及2.非随机选择死亡。作者的方法是利用家庭变故时间与预期的分娩日期(足月)之间关系的比较。作者的分析从本质上比较了在怀孕期间经历过亲人死亡的人与在出生后一年内经历过亲人死亡的人。因此，当所有的儿童都在这一过程中经历过亲人的死亡，只有前一组是在子宫环境中发生的。

 

Results

 

1.分娩结局

 

研究结果表明，产前经历家庭成员死亡产生的母亲孕期应激，即子宫压力会导致了一个小的负面影响：婴儿平均出生体重低11克，这种影响很大程度上是由出生体重分布的低端造成的，也就是说，母亲孕期应激的婴儿出生时体重较低的可能性要高12%，出生时体重非常低的可能性要高24%；相比之下，出生体重过高的可能性只下降了3%；早产率提高了12%，身高矮了了0.18%，头围小了0.1个百分点；母亲的剖腹产率要高3%。此外，比较各个面板的结果表明，不同类型亲人死亡的的影响是相似的。

 

2. 出生后的身体健康状况

 

作者发现，母亲孕期应激使得子女在1岁之前住院的可能性增加了3%。作者详细地研究了诊断代码，并发现它们完全是由围产期综合征的治疗所引起的。与分娩结局的结果一样，不同类型亲人死亡的的影响是相似的。文章也分别给出了妊娠期和妊娠三个月的结果，这些估计表明，当压力暴露在第一个妊娠期的时候，健康的影响可能会更大，但是作者仍然不能拒绝零假设，即在不同月份压力暴露的系数是相同的。另外，研究表明，母亲孕期应激对婴儿身体健康的影响只存在于早期，在以后的年龄没有影响。

 

3. 心理健康状况

 

母亲孕期应激对子女心理健康的影响结果最容易出现在童年中期（9-11岁）和成年（34-36岁）：童年主要表现在多动症方面，童年中购买药物治疗多动症的可能性增加了25%，每天的平均剂量增加了24%；成年主要表现为焦虑和抑郁，购买药物治疗焦虑和抑郁的可能性分别增加了13%和8%；平均每天服用抗焦虑和抑郁药物的剂量分别增加了19%和12%。当母亲失去更加亲密的亲人时，也就是用来说明母亲受到更大的压力时，这一危害更加严重。

 

4. 可能的传导机制

 

（1）母亲的行为和身体状况。——首先，胎儿可能不受其自身压力的影响，而是由孕期行为或身体健康状况所引起的压力引起的。例如，如果一个女人通过吸烟、发展高血压、改变饮食习惯或调整她的劳动力供应来应对压力事件，那么这会对孩子产生不利影响。另外，如果母亲因亲属的死亡而不得不前往另一个地点（例如，参加葬礼），并且如果她必须在不同的医院分娩，那么她可能会受到这种突然的医院变化的影响。但是在文中并没有发现这些作用的证据，仅仅在失去非常亲密的亲人时，孕妇的产前护理有一个统计学上显著的降低，但是这一作用并不是很大。

 

（2）母亲对压力反应的差异。——第二，母亲自身的心理健康可能对怀孕期间发生的应激事件与出生后发生的事件有不同的反应。例如，相对于孕妇，婴儿的母亲可能一方面不那么脆弱，因为他们可以转移他们的注意力去育儿；另一方面，新生儿的母亲可能倾向于产后抑郁症，或通常有更敏感的额外压力源。但是作者没有发现在怀孕期间经历父母或兄弟姐妹的死亡对母亲的心理健康有不同的影响。

 

（3）收入冲击的差异性。——第三，可能是任何与家庭成员死亡有关的收入波动都会对孩子产生不同的影响，这取决于在怀孕期间或分娩后不久发生的损失。但是文中的回归结果并没有发现受教育程度低的母亲孕期应激对子女的健康影响更加严重。

 

作者提出，虽然从文中并没有找到任何传导机制，但是依然可以说明母亲孕期应激是对子女健康影响的重要因素。

 

Implications for the Costs of Economically Induced Stress

 

最近的几项研究表明，亲人的死亡会引起皮质醇水平的升高。其中皮质醇水平的社会经济梯度很强，受教育程度较低、收入和终生经济地位较低的人，皮质醇水平往往会较高。相关研究表明由于突然失业导致的皮质醇水平上升相当于亲人死亡作用的69%。这些粗略的计算依赖于皮质醇水平于压力之间的线性假设。然而，这些计算暗示了经济上的压力对下一代心理健康的影响可能相当大。最后，由于贫穷的妇女受到更多的压力来源，研究结果表明，胎儿的压力暴露可能部分解释了贫困的代际持续性。未来的研究可能会更详细地研究这些推测，通过研究特定干预措施的效果，减少孕妇的压力水平对孩子的心理健康，尤其是低收入人群的心理健康。

 

Abstract

 

This paper studies how in utero exposure to maternal stress from family ruptures affects later mental health. We find that prenatal exposure to the death of a maternal relative increases take-up of ADHD medications during childhood and anti-anxiety and depression medications in adulthood. Further, family ruptures during pregnancy depress birth outcomes and raise the risk of perinatal complications necessitating hospitalization. Our results suggest large welfare gains from preventing fetal stress from family ruptures and possibly from economically induced stressors such as unemployment. They further suggest that greater stress exposure among the poor may partially explain the intergenerational persistence of pover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