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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 H., Li, S. X., & Han, Y. (2022). Labor Market Discrimination against Family Responsibilities: A Correspondence Study with Policy Change in China.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原文链接:

https://www.journals.uchicago.edu/doi/abs/10.1086/719966

01

引言

2021年5月,我国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的“三孩政策”以及相应配套支持措施,引发了民众的广泛讨论。近年来,我国生育率显著下跌,为了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改善我国人口结构,国家先后对计划生育政策进行了一系列修正。在生育政策不断优化后,社会各界对于“三孩政策”推动人口增长的作用依旧不乐观,民众普遍认为高物价、高房价、养育子女的时间成本、教育内卷化等因素是导致人们不愿生、不想生的重要原因。然而,劳动力市场基于家庭责任或养育子女的就业歧视也可能是导致生育率走低的重要原因,这类就业歧视可能会导致生育政策的效果无法达到预期。

为了准确识别劳动力市场上是否存在对女性基于家庭责任的歧视,本文利用我国2016年从“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的政策突变,通过大型互联网招聘平台在我国三个经济发达的特大城市开展了两轮通讯审计实地实验,投递8848份年龄处于22-29岁的虚假简历,并利用性别、兄弟姐妹情况的异质性将求职者分为4种类型。本文分别利用横截面双重差分法,跨期双重差分法以及三重差分法对实验数据进行分析,揭示了育龄女性预期的家庭责任和其在劳动市场中可能面临的就业歧视之间的因果关系,同时也为实施“三孩政策”提供了数据支持和政策参考。

背景

02

1979年,我国开始实施计划生育政策。1984年,该政策进行了第一次修正:允许第一胎为女孩的农村家庭或者父母均为独生子女的家庭生育二孩。2014年,政策第二次放开,允许父母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家庭生育二孩,即为文章关注的“单独二孩”政策。2015年,作者针对“单独二孩”政策开展了第一轮实验,进行横截面数据分析。2016年,政策进一步放开,首次提出允许所有家庭生育二孩,即“全面二孩”政策,随后作者开展了第二轮大型实验,将横截面研究扩展到跨期研究。2021年,在“全面二孩”的基础上,我国又实施了“三孩政策”。

文章利用2016年发生的政策突变,分别讨论了“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对于家庭预期生育率的影响。在2016年之前,有兄弟姐妹的男性(MS)和有兄弟姐妹的女性(MS)最多只能生育一个孩子,除非他们的配偶是独生子女。但在2016年之后,有兄弟姐妹的男性(MS)和有兄弟姐妹的女性(MS)的预期生育率则发生了显著变化,他们能够生育二孩。与此同时,独生的男性(MO)和独生的女性(FO)在2016年政策前后的预期生育率则没有发生变化。本文作者巧妙的利用了政策影响群体的异质性进行实验设计。

03 

实验设计

在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推出后,作者将最初的横截面研究扩展为前后两期的跨期实验设计,一共在上海、广州和深圳三个特大城市进行了两轮通讯审计实验。第一轮实验于2015年5月至9月(“单独二孩”期间)进行,第二轮实验于2016年1月至7月(“全面二孩“期间)进行。

作者在我国大型线上招聘网站前程无忧(https://www.51job.com/)进行实验,该网站要求求职者除了提供姓名、性别、出生日期、教育背景和工作经验等标准信息外,还必须完成一份简短的自我评估,这使得作者能够利用2016年的外生政策变化实施一个2(男性/女性)*2(高预期生育率/低预期生育率)的随机外生实验设计。具体而言,虚拟求职者的性别和年龄体现在基本个人信息中,而是否有兄弟姐妹/是否为独生子女则体现在自我评估中。由此,虚拟的求职者被分为4种类型:男性独生子女(MO),女性独生子女(FO),男性非独生子女(MS),女性非独生子女(FS)。

总体而言,本文虚构的申请人年龄为22岁-29岁,超过了最低法定结婚年龄,并处于基本生育年龄范围内。作者按照随即顺序发送4类求职者的简历,连续四天内每天发送一份,总共使用8848份虚假简历投递了2212份招聘信息。本文将投递成功定义为在投递简历两周内收到雇主的面试通知。

实证策略及实证结果

04

本文作者分别使用横截面双重差分法、跨期三重差分法和三重差分法对实验数据进行分析。

1 基准回归

首先,文章利用横截面双重差分法,对2015年“单独二孩”政策期间的实验数据进行分析。横截面双重差分法的结果显示,在“单独二孩”的政策下,与男性求职者相比,独生的女性求职者收到面试通知的概率显著低于非独生女性求职者,而男性求职者是否为独生子女则对收到面试通知的概率影响不大。因此,在2016年之前,独生的女性求职者由于潜在的家庭责任(可能生育二孩),受到了更加严重的劳动力市场歧视。

其次,考虑到横截面差分无法去除不可观测固定效应(如是否独生的性格特质、基于性别的特质),而这些特质往往不受2016年生育政策调整的影响,因此可以考虑性别组内的跨期比较,以消除这些混杂因素干扰。作者利用2016年“全面二孩”放开政策前后的变化进行跨期双重差分分析。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取消了生育限制,同时也改变了非独生的女性基于生育预期在求职市场的优势(非独生女性均可以生育二孩)。研究结果显示,“全面二孩”实施后,非独生女性求职者相比于独生女性求职者的应聘优势显著降低。

进一步地,考虑到政策前后劳动力市场可能存在的整体季节性波动可能影响政策前后求职者的面试成功率,因此可以进一步构建上述性别组内跨期差分的性别组间差分,从而消除可能同时影响FO\MO\FS\MS求职者面试通知率的时间效应。作者随后利用两个双重差分,构建三重差分,综合比较是否独生在政策前后对男性和女性求职者的影响。三重差分的结果表明,与男性相比,“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非独生女性求职者相比独生女性求职者的应聘优势显著降低,该结果进一步验证了劳动力市场上存在对女性基于家庭责任和生育的歧视。

2 稳健性检验

为了排除同期其他政策对于研究结论的干扰,作者对国家、省、市颁布的各项政策均进行了全面检验,证实了没有同期其他政策会对本文的研究结果造成影响。

此外,作者在本文的附录中进一步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研究结果表明,纳入北京地区的数据、调整简历的投递顺序,避免雇主察觉实验等一系列检验均不影响研究结论的稳健性。

3 异质性分析

为了进一步探究女性的其他特征对劳动力市场歧视的影响,作者利用年龄和职业进行了异质性分析。基于年龄的回归结果表明,女性受到的就业歧视会随着他们的年龄靠近主要生育年龄而不断恶化,原因是雇主认为年龄稍大的女性在就业期间结婚,生育,以及生育二孩的可能性更高。

基于职业的回归结果表明,不同职业类型对于女性的就业歧视也存在差异。

05 

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2016年1月从“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的政策变化,通过投递虚拟简历求职完成了两轮通讯审计实验。研究结果证实了生育政策的放开会加剧劳动市场对于育龄女性的歧视。

2021年,我国进一步放开“三孩政策”,允许每个家庭生育三个孩子。本文的研究结果指出,进一步放开生育限制可能会不断加剧劳动力市场对育龄女性求职者的歧视,从而抑制女性的生育愿望,偏离生育政策放开的初衷。政策制定者应关注劳动力市场基于家庭责任对女性求职者的就业歧视,重新制定一些补充政策以帮助职场女性,例如通过提供财政奖励,税收优惠,家庭津贴等多种方式来鼓励企业雇佣女性员工,减轻企业雇佣女性员工的成本,最终促进生育率的提高。

 

Abstract 

China shifted its controversial one-child policy (1979–2015) to a two-child policy in 2016. We take advantage of this unexpected policy change and the heterogeneities in the pre-change environment to investigate labor market discrimination against expected family responsibilities. In a two-wave correspondence study before and after the policy change, we sent 8,848 fictitious resumes aged 22 to 29 in response to online job advertisements. Their gender and only-child/siblinged status were systematically varied. We find that women, but not men, are subject to labor market discrimination for expected family responsibilities. This discrimination worsens with the increase in women’s reproductive 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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